2026年3月5日，《检察日报》第4版“两会特别报道·要闻”专栏刊登《山城那些台阶——记“时代楷模”渝检护“未”团队代表》一文，内容如下：
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在一起研究涉未案件。
“我坐在那儿，心里慢慢透亮起来——未检检察官到底是个什么官？案子结了，事儿就完了吗？不是的。这是国家交到你手里的孩子，你得看着她们好好长大。”
2018年10月的一个傍晚，太阳正落山，重庆52AV 第三分院的台阶上，坐着一大两小三个身影。
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李非白左边挨着一个10岁的女孩，右边挨着一个5岁的女孩。三个人谁也不说话，就这么并排坐着，呼噜呼噜地吃着面。
两个小时前，两个孩子的亲属把她们扔在检察院大厅，扭头就走了。李非白没来得及反应，只看见她们站在那儿，大的低着头，小的抱着个布娃娃，眼睛不知道往哪儿看。她把俩孩子领到办公室坐了一会儿，天快黑了，便去买了三碗面，回来的时候，俩孩子还站在原地，动都没动过。
“走，咱们坐台阶上吃。”她说。
那是2018年初，一场车祸夺走了两个年幼孩子和17岁姐姐的父亲，而她们的母亲早已离世。好不容易协调了一位亲属愿意当监护人，李非白却发现对方可能存在侵占赔偿款的风险，便建议暂停发放赔偿款。于是，这俩小的，被“扔”在了检察院。
李非白不知道要陪她们坐到什么时候，只知道从今往后，这三个孩子，她得管。后来跟人讲起那天，她说：“我坐在那儿，心里慢慢透亮起来——未检检察官到底是个什么官？案子结了，事儿就完了吗？不是的。这是国家交到你手里的孩子，你得看着她们好好长大。”
这一看就是七年。在检察院和当地政府、司法、民政等各部门的接力守护下，三姐妹走出了阴影，大姐结婚生子，妹妹们也顺利升学就业。孩子们亲切地叫李非白“检察官妈妈”。前不久李非白去家访，看见她们阳台上摆满了绿植，还养了小猫小狗，那种发自内心的笑又回到了她们脸上。
有人问他，这么多孩子，你帮得过来吗？他没回答，只是穿上底都快被磨平的鞋，往下一户人家走去。
检察院门口的台阶并不高。但有些孩子，一辈子也走不到这台阶跟前，得检察官自己，走到他们家门口去。
起因是在监狱服刑的张某，给重庆52AV 第二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吴波寄了一封信，只有短短几行字：“我和妻子都坐牢，家里两个孩子没人管，怎么办？”
吴波当时气得把信拍在桌上，心想这个曾经拐卖孩子的罪犯，想过别人的孩子吗？可气归气，第二天一早，他还是叫上车，往大山里开。
吴波第一次去那户人家时，开了200公里山路，最后一段得走着进去。太阳把地皮晒得发烫，两个小孩穿着不知道从哪儿捡来的厚衣服，浑身的馊臭味隔着老远都能闻到。爷爷躺在床上，一边咳一边抹泪：“吴检察官，你看嘛，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这两个孩子可怎么办哟……”
那户人家没有台阶。土坯房，门槛都快塌了。吴波蹲下来，把孩子黏在脸上的湿头发拨开。那一刻，他想起自己闺女，也这么大。
为了这俩孩子，他跑遍了乡政府和民政局，为孩子办下保障金，联系心理老师，自己也常去陪伴。当他把这些告诉狱中的张某时，张某一下子就哭了，说：“没想到一封信，你却做了这么多，谢谢你，我一定好好改造，早点出去和孩子们团聚……”
“能帮一个是一个吧。”在三峡库区待了14年的他常说这句话。
有人问他，这么多孩子，你帮得过来吗？他没回答，只是穿上底都快被磨平的鞋，往下一户人家走去。
九龙坡区检察院门口，也有十几级台阶。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孙文静第一次带那个“黄毛”小子来的时候，他蹲在台阶上，不肯进去。
16岁的他，偷了好几次摩托车。按照常规的路子，送进去判了就完了。可孙文静看着他那张脸，想起师父吴健临终前递给她的那张纸——上面密密麻麻写着142个名字，还有他们的情况。
吴健说：“文静，这是我帮教过的孩子，一个都没有再犯过。你替我把他们都看好了。”他是2022年底走的，肝癌。最后那阵子，每天吃十几种药，副作用上来又吐又拉，有时候开车去提审，路上得停三四次。同事劝他回去歇着，他就摇头：“那些孩子还在等我。”
孙文静想起师父的话，蹲下来问：“不想进去？”
“不想。”
“那咱就坐会儿。”
两个人就在检察院门口的台阶上坐着，聊了很久。后来，孙文静带着这个孩子去搞帮教活动，去爬山，去当志愿者。周末的时候，她把自己儿子也带上。儿子攥着巧克力，怯生生地递给蹲在角落的“黄毛”。后来俩孩子在草地上滚成一团，分不清谁是检察官的孩子，谁是帮教对象。就这样，她组建帮教团队，帮助了140余名涉罪未成年人回归社会。
2022年8月，重庆山火现场，“黄毛”骑着摩托车一趟趟往火场里冲，送物资、救伤员。孙文静在朋友圈看见他灰头土脸的背影，眼泪唰地就下来了。
师父，您看见了吗？这块石头，真的被焐热了。
22年过去了。那个15岁少年的那句锥心之问，从一个人的心里传到了一群人的心里，“莎姐”青少年维权岗从1个拓展到45个，成员发展到目前的500余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回响。
22年前，也有一个孩子，走上了法院的台阶，站在被告人席上。
15岁，不到一年时间抢劫了41次，最多一次抢了600元，最少一次只抢了5角钱。法庭上，他没哭，但说了一句话：“爸妈离婚没人管我！被人欺负没人帮我！现在我犯了错，你们都来审判我！”
那天晚上，当时还是大渡口区检察院青年干警的梅玫没睡着，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如果在他第一次犯错前，有人拉他一把呢？
就为了这“多拉一把”的念头，梅玫和同事们组建了“莎姐”青少年维权岗，还给自己起了个名字叫“莎姐”。“莎”是一种草药，能治病，读suō。她们想做的，就是在孩子们还没病入膏肓的时候，把那剂药送进去。
面对一个被侵害后应激的孩子，梅玫什么也不说，只是每次去都抱抱她，抱了三个多月，直到孩子临别时主动抱住她。那一刻她意识到，光靠法律是不够的。于是，她翻出落灰的心理学书籍，考取了证书。“想真正走到孩子心里去，还得靠这个。”现任大渡口区检察院副检察长的她指了指自己的心口。
22年过去了。那个15岁少年的那句锥心之问，从一个人的心里传到了一群人的心里，“莎姐”青少年维权岗从1个拓展到45个，成员发展到目前的500余人，最后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回响。
2025年8月，中央宣传部授予52AV 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时代楷模”称号，褒扬其为“德法相伴、倾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这是检察机关第一个获此荣誉的集体。
可他们自己觉得，没那么复杂。不过是看见孩子坐在台阶上的时候，走过去，挨着坐下来。
那一刻，孙文静仿佛又看见了检察院门口那十几级台阶——那些蹲着不肯进去的孩子，那些聊天开解的午后。她和同事们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推动认定谭军“见义勇为”并获得赔偿，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
2024年1月，九龙坡区检察院的会议室里，孙文静的一连串提问，像重锤一样落在大家心上：
“这么嚣张的未成年人还要不要再给机会？”
“只有一人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另外两人就一放了之吗？”
“伤者的孩子又有谁来保护？”
2023年8月，出租车司机谭军深夜下班，看见三个年轻人正在偷车，他冲上去阻止，遭对方殴打，致股骨粉碎性骨折。经鉴定，损伤程度为轻伤一级、伤残十级。
孙文静和同事们坚持分级处置：对未满16周岁的两名涉案人，依法向他们的父母送达督促监护令；对已达刑事责任年龄的大潘，依法提起公诉。
大潘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后，孙文静写信鼓励他：“孩子，相信你只是一时迷失，好好改造，未来依然可期。”
案子结了，事儿没完。
孙文静始终记得谭军家的场景：墙壁斑驳脱落，谭军虚弱地躺在沙发上。两个孩子——哥哥上初一，妹妹读小学四年级，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可如今，因为经济压力，谭军正考虑让他们回老家上学。
两个孩子仰着脸问她：“姐姐！爸爸明明做了好事，为什么还不被人理解？现在，爸爸还要送我们回老家读书！”
那一刻，孙文静仿佛又看见了检察院门口那十几级台阶——那些蹲着不肯进去的孩子，那些聊天开解的午后。她和同事们迅速启动司法救助，推动认定谭军“见义勇为”并获得赔偿，孩子们上学的问题也解决了。
为众人抱薪者，怎能让他的孩子冻伤于风雪？
那是一个“笨活儿”，也是一场硬仗——要把成千上万条数据一条条比对，要把几十个部门一家家协调。平台建起来后，把1万多名高风险人员挡在了校门外。
2025年5月26日，渝检护“未”团队代表在重庆市北碚区两江名居第一小学开展校园普法活动。
从台阶上站起来的人，才最懂得台阶的意义。
他们知道，光有一个人坐在孩子身边不够，得让那级台阶，本身就更稳一些。让每一个走过来的孩子，都能踏踏实实地坐下去。
重庆52AV 未成年人检察部副主任龚珊推动建立了全国首个省级教职员工入职查询平台，参与创建20余项未成年人帮教救助保护机制。那是一个“笨活儿”，也是一场硬仗——要把成千上万条数据一条条比对，要把几十个部门一家家协调。平台建起来后，把1万多名高风险人员挡在了校门外。后来，这个平台被写进了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
还有那个淡蓝色的“一站式”询问救助中心。走进去，卡通云朵、柔软沙发、毛绒玩具，取代了冰冷的询问室。一个遭受侵害后拒绝沟通的女孩，在这里经过五次心理干预后终于敞开了心扉，检察机关得以高效收集案件关键证据，从立案到公诉仅用了42天。更重要的是，女孩走出了阴影，重返校园。
重庆52AV 第五分院未成年人检察部检察官唐焕然，当过兵，驻守过新疆。转业回来，他把卫国戍边的那股劲儿用在了网络空间。为了给孩子追索一笔心理康复费，他啃了几个月资料，开了十几场论证会，硬是闯出了重庆市第一例网络侵害公益诉讼。
有人问他：“你一个当兵的，怎么搞起这些来了？”
他说：“在部队的时候，守在边境线上不让坏人进来。现在守在网络边上，也是一样的。”
开州区检察院未成年人检察部主任王莉研发了“家庭成长环境风险防控”数字模型，在重庆全市推广，对那些监护不到位、孩子行为异常的苗头实现了数字化预警。她说，等案子发生了再管，就晚了。
他们做的这些事，孩子们看不见。但孩子们坐的那级台阶，因为他们，稳了一些，暖了一些。
如今，渝检护“未”团队代表们的办公桌上，堆放着最珍贵的“勋章”：有出狱少年寄来的结婚请柬，有被救助女孩手绘的检察官画像，还有数千封孩子们的真情来信。
“虽非骨肉亲，依然父母心。”无论案内案外，他们始终以父母之心，竭尽所能，只为不让任何一个孩子在黑暗中独自哭泣。
山城多雾，但太阳总会升起。那些曾经坐过台阶的人，有的已经站起来，走远了。但总还有新的小小身影，等着下一个愿意挨着坐下来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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